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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分享


誰是我們的弟兄?


編者按:香港聖公會教省社會服務專責委員會於2011年11月5日舉行了「誰是我們的弟兄」研討會,陳佐才法政牧師除擔任講員外,並提供有關講稿予「心意行動」,以作刊登之用。全文現整輯如下:
 
 
教省社會服務專責委員會主辦
「誰是我們的弟兄」研討會
 
誰是我們的弟兄?
 
 
文:陳佐才法政牧師
 
I       引言
 
        聖公會教省成立已逾十年。為教省級的單位服務,我還是第一次。多謝教省社會服務專責委員會今次研討會的召集人關恆生教授的邀請。雖然我曾任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及香港基督教家庭福利會的主席,也曾擔任教區福利協會的副主席,但那是二、三十年前的事,就算今日所講的未過時,整篇講章,若能達到拋磚引玉的目的,我已經很滿足了。
 
II     對講題的闡釋
 
        「誰是我們的弟兄?」這講題可以是每週主日崇拜的講道題。也可以是基督教倫理的探索題。但既然是教省社會服務專責委員會的邀請,我相信和教省的社會服務理念有關。再加上聖經馬太福音書25章31-46節所記,耶穌要我們關顧到饑餓的、口渴的、作客旅的、赤身露體的、貧病的、被監禁的這群有需要的弟兄,我就大膽的敲定:這題目要我講的是教會,包括聖公會在內的社關問題。
 
III    教會(特別是香港聖公會)的社關
 
        基督教信仰強調上帝是愛,衪不會自我關閉,卻會放開懷抱,關顧世人。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回應上帝,執行聖工,當然也不會獨善其身,而會責無旁貸,義不容辭地在關懷世人的事工上,與上帝同工。
 
        教會這兩個世紀,有追求個人得救、靈魂永生等與社會疏離的傾向,但在香港的教會歷史中,雖然有同樣的偏重,教會對社會的關懷,卻不絕如縷:
 
        香港聖公會第一任主教喬治史密夫(George Smith)履新前訪港,即覺察到華人與當政殖民地政府間的鴻溝:華人晚上,無燈籠或無西方僱主便條,不能外出。就任主教後,積極辦學,將訓練教會神學人才的神學院轉為一般教育的中學,孕育了不少華人參與立法局(現稱「立法會」)、街坊會、衞生局(現稱「食物及衞生局」)的事工,成為華人與殖民地二者的溝通橋樑。
 
        道濟會堂(即合一堂的前身)的王煜初牧師在1894年香港瘟疫期間,籲請政府廣設公共浴室;於1901年,半年不雨,政府設立水錶制水,牧師上書抗議,聯合華商公司及全市舖戶,公請撒除水錶之例;又設立栽植牧畜公司、廣道堂籐業公司,以關懷受瘟疫影響之貧困人士;又上書言策,痛陳中國積弊,專著《中日甲午戰輯》,《併音字譜》以針對國是求變;而道濟教堂更成為革命之士聚會之所。而興中會香港會友,泰半為道濟堂教友。
 
        二十世紀初期,聖公會主教霍約瑟(Joseph Hoare)上書港督,反對販賣鴉片。
 
        1922年,八大教會群體:聖公會、循道會、禮賢會、公理會、合一堂、浸信會、巴色會、青年會、倫敦會、灣仔堂,成立「反對蓄婢會」,1938年卒底於成,政府立例正式禁止蓄婢。
 
        1949年,聖公會何明華主教面對難民問題,開拓整個香港的社會福利。
 
        1980年,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舉辦教會使命諮詢會議,制定教會發展五大方向:向低薪市民傳福音、向學生傳福音、關懷中國教會、參與公共政策釐訂、及影響市民心態,並成立以教會為骨幹的「各界反兩巴加價聯合委員會」。
 
        1997年眾教會更發表「宗教自由聲明」,將宗教自由與全港市民自由連成一線,同心建設香港,堅持香港教會維持同一心志,持守真理,面對任何社會轉變,肯定對社會、國家的責任。不是為自己求平安,而是為整個香港與中國求平安。
 
        1989年六四事件,香港信徒舉行香港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教牧人員與信徒大遊行。
 
        這一連串的事件,顯示出社會關懷也是香港教會包括香港聖公會輝煌的一面。
 
IV    三個有神學背景的教會社關模式
 
        作為牧者及聖公會人,我最低限度經歷過三個有神學背景的教會社關模式:
 
(一)方舟神學模式──一個着重贖身的模式
 
        這模式的主要關懷是世人的罪。上帝救贖罪人。罪人沉淪罪海,教會就像挪亞方舟一樣,遵行上帝的旨意,把罪人救進方舟內,常用的方法是舉辦佈道會和個人傳道。葛培理佈道大會和主辦的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是這方面工作的佼佼者。
 
        誰是我們的弟兄?這模式的答案是方舟內,亦即教會內的人。這類型的教會歸屬感非常強,教友多為中產人士,財政頗充裕,但只視教內弟兄為首要關顧對象,對社會改革興趣不大,與維持現狀不變的政府保持不過不失的關係,事工也大多獲得政府的祝福。
 
(二)無條件為他人犧牲的模式或十架之愛的模式──一個着重「瞓」身的模式
 
        這模式的主要關懷是世人之苦。上帝藉着耶穌基督在十字架的犧牲表明衪是用自我犧牲(Self-giving)來統治世界。教會與上帝同工,向全人類受苦的人傾流上帝無條件的愛顧。它找出世人之苦,投身其中,建立有效事工,引起關注後,便交給教內或教外有心人士繼續,教會的形象不是機構,而是運動。它是具推動力的起動泵,可說是社會先驅者或倡導者(Social Pioneer)。聖公會的何明華主教是這模式的主要發揚者。
 
        誰是我們的弟兄?這模式的答案是社會一切有需要的人。推動這類型模式的教會,運動性(Movemental)強於機構性,參與的人放眼於全社會得到改變或改善,多於自身的強大。他們有識見、有熱誠、有能力,可成為政府的敦促和夥伴。
 
(三)罪人與被罪者模式──一個着重「埋」身的模式
 
       這模式的主要關懷是受壓迫的人。世上有罪人(Sinner),也有被罪者(The sinned-against)。社會結構性的罪惡使人受難、受壓迫。上帝是公義的,衪會抵擋罪,與被罪者(The sinned-against)站在一起,確認他們的自我尊嚴,共同奮鬥,改變罪的結構性架構,重渡自尊自由的生活。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馮煒文、劉千石是顯著的推動者。
 
       誰是我們的弟兄:這模式的答案是被罪者(The sinned-against),一切被罪傷害、被壓迫、受壓搾的人。哪裏是教會?一切投身奮鬥、抵擋及拆除社會中不公義結構的人。許多時候他們會因事工而團聚,事工完結即分散。他們的遠象可用阿摩司先知的話描述:唯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他們的訴求和表達方式,有時會使當政者尷尬,不易獲得政府應同。
 
V    誰是我的弟兄?
 
       把三類社關模式放到今日的香港社會,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弟兄:
 
(一)方舟教會模式──在教會中是上了方舟的人:在社會中是已經「上了岸」的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通常是中上層階級的人,是社會的穩定支柱。但容易表現自義,流於自保,在教會中,難與教外人士合作;在社會中,傾向保持現狀。如何給這群有力量人士以社會遠象,突破階層間的藩籬,使他們能施展所長,樂意與其他社會階層,共建共融共享的社會,這是要彰顯六國在地如同在天理念的教會一個極大的挑戰。
 
(二)無條件地為他人犧牲或十架之愛的模式──在這模式中,我們的弟兄是一切受苦人:受生活之苦的人,老化社會中的老年人,社會劇變中,經歷家變的單親家庭,環境轉移的新移民,電子化教育進程中的青少年學生,在社會急促轉變中,難以適應的精神病患者,職業生涯上的邊緣人等等……他們都需要不同程度的扶助和照顧。如何帶動社會的矜憫為懷,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為他精神」,使一群受苦的人,重過有出路、有遠景,是有十架之愛的教友群體的挑戰。
 
(三)罪人與被罪者的模式──在這模式中,我們的弟兄是被不公義對待,備受社會性結構所壓迫的人:因地產霸權或房屋政策而有居住困難的人、資本主義制度下貧富懸殊中的結構性窮人、社會設施無顧及的殘障者、因不同性取向而被社會歧視的邊緣人等等……這一群受到不公平和不公義對待的「被罪者」需要有機會去表白所受之苦。教會相信公義的上帝該設法使他們有發言申冤的機會,重獲自尊,重建自信,重獲上帝賦與人權與自由。
 
VI    香港聖公會潛力的發揮
 
        香港聖公會百多年來建立的根基,內蘊的潛力,非同小可:
 
(一)她有歷史性及新興性的堂會──教友們多有穩定的經濟基礎,教會有經濟潛力,像許多方舟型教會一樣,教友們對教會忠心,但興趣多只集中於短期救助或教會增長性的事工,着重自強自保多於自我犧牲去建立社會的事工,內向性非常強。站在社關工作的立場來看,聖公會教堂的潛力包括人力和財力,若能引發出來,不但對社會影響深遠,而教會本身也會進入新的領域。
 
如何引發呢?平信徒教育該是一個有效的方向。明華神學院最近成立信徒神學研習課程部,舉辦多方面的信徒教育課程,非常吸引。我覺得教省社會服務專責委員會若能與研習課程部磋商,舉辦給教友有關社關的課程,提供參與機會,使教友們於關心教會增長之餘,也體認到天國擴展的遠象和興奮,對教友的靈命成長,肯定會有幫助。
 
(二)她有龐大的社會網絡──聖公會在何明華主教時代已締結下無數的社會網絡,他退休時,除了得到英女皇勳銜和香港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外,還得到一本香港各社會工作團體的謝函彙集冊,謝函由紅絲緞串好,上以中英文印上「多謝」二字。這些團體包括: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保護兒童會、國際救援會、香港紅十字會、小童群益會、心光盲人院、香港復康會、香港防癆協會、香港青年協會、兒童遊樂場協會、女童軍會香港分會、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香港美國婦女會、香港航海學校、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協康會、香港房屋協會、東蓮覺苑女童職業中學、保良局、香港戒毒會、香港家庭福利會、認養計劃和好些教會機構。除了這些友好機構外,聖公會自身有龐大的教育和社會工作事業。除了建立龐大的網絡外,還有優質服務的信譽。
 
善用本身的網絡和信譽,對聖公會社關事工的發展,會帶來無可限量的機會和機遇。我知道有非聖公會幼兒教育機構與聖公會福利協會合辦「親子大學」,教育機構出錢、協會出人才,受教育的是想知得多些的家長。結果是三贏:教育機構得到了有實質的宣傳、協會工作得以發展,而社會中的家長及幼孩大大得益。這個發展模式可推至生死教育(教會教友、殯儀業和協會的合作)、青少年生活體驗教育(學校青少年、協助扶貧團體,如睦福團契,和協會的合作)、青年就業計劃(就業青年的家長、教會中的資源、協會策劃)等等……
 
(三)她第一手接觸到被邊緣化的群組──聖公會事工龐大,接觸被邊緣化人士的機會較多,想到的有傷健人士、精神病患者、新移民、長期病患者、結構性貧窮人士…等,他們都有切身的需要和特別的訴求,教會/協會若能協助他們向施政者作適當有效的表達,肯定會帶來三贏的局面:邊緣者回歸常規、施政者順利管理、教會/協會作好橋樑角色,成為兩者的朋友。
 
其實,教會在面對註冊社工這制度時,也感困難,在這制度下,教會在受資助的事工上,只能聘請註冊社工。許多有其他學歷的教會熱心人士,被拼諸門外。在美國及加拿大,社工可以有「註冊社工」或「非註冊社工」,這觀念得不到香港政府的支持。在這問題上,教會內熱心的非專業人士是被邊緣化的一群,她該更可以發出聲音,尋求改善。
 
        當然這一切的提議都只是筆者管見,希望能挑起討論,引發真知灼見,那就達到這次演講的目的了。
 
VII 社關遠象
 
        「誰是我們的弟兄?」引發了我對這問題在社關方面的了解,也導引我想到一個終極的問題:我們的社會關懷,要達到一個什麼的社會。
 
        中國的大同篇是其中一個參考: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聖經啟示錄21章1-5節是另外一個參考:「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上帝的帳幕在人間!他要和他們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痛苦……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
 
        普世教會協會也曾為近代人提出一個言簡意賅的社關遠象:一個公平、人皆參與和可持續的社會(A Just, Participatory and Sustainable Society)。
 
        誰是我的弟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當然也是「皆姊妹也」)!
 

2012-01-16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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